萌总裁笑道,“没有这个必要了,他这种年纪,这么多年的执政经历,会没有你想的多吗?”
李泰熙嗯了一声,不敢再说什么了。
萌总裁笑道:“不是我不让你给你父亲提醒,关键是没有任何的作用,你别担心了。”
因为按照传统的观念,只要朝鲜承认中国为宗主国,第三国的承认与否是无关重要的。
并且这时候,朝鲜依旧向李鸿章呈报朝日本交涉开港的事宜,不曾因《江华岛条约》而有所改变。
这是违规的。
因为,朝鲜已经是华国的一个省,这是在试探萌总裁的底线!
但是,按照西方国际法的解释,两国间的宗藩关系属于内政问题,国际的承认与否并不直接影响其宗藩关系;如果与第三国引起外交交涉,第三国的承认便属必要。
日本已承认朝鲜自主,那么将来日朝间发生纠纷,日本利用该国际法的解释,便有反对中国干涉的“权利”。
在日本外交家处心积虑的计划下,以后的朝日交涉都是直接谈判的,中国果然无法国参与其中。
日本侵略朝鲜的急进行动,必然迫使中国采取新的对朝政策。
李鸿章对朝鲜的基本政策,一向是维持传统的宗藩关系,既不愿意朝鲜独立,也没有余力来设法加强“宗主权”。
换句话说,就是一切保持原状。
但时势迫使中国必须改变传统的对朝政策。
对朝的政策问题,直接联系到对日外交。
在中日交涉之中实际主持事物的李鸿章,自从1871年中日签订《修好条约》之后,对日本一直采取一种联络羁縻的政策,希望借“中日修好”条规之力,约束日本的行动,并抱着“联东方形势”的幻想。
这显然是对日本的侵略政策毫无所知导致的。
其实,在签订修好条规时,日本就要求“相同西例”,也就是要分享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中国攫取的权益。
其后,日本于1872年派使至中国要求修改条约,尤其着重取消《修好条约》第二条有关两国友谊相助的规定。
这些迹象表明日本来者不善,而洋务派官僚还被蒙在鼓里,继续做着“联东方形势”的白日梦。
直到后来中日间发生种种不愉快事件,日本侵略的野心暴露,李鸿章才开始转变态度,逐渐地从联日变为防日。
“总裁,李鸿章来了。”卡特莉娜卡芙公主道。
萌总裁点点头,“让他进来吧。”
现在萌总裁驾驭各方面事务的能力,越来越强了,他开始真的像是一个君主一般淡定,并且是有经验,有魄力的君主。
李鸿章行了一个鞠躬礼,“皇上,我看,是不是在大院君和闵慈瑾之外,再在朝鲜扶持一派势力?以免得华军警备司令部每月为剿匪伤脑筋,而且,收效也一直不大。”
萌总裁眼睛一亮,他最近也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呢,点头道:“说下去,这个我也在考虑,你有合适的人选吗?”
“有!大院君的兄长,李昰应的哥哥,李最应。”李鸿章提醒道。
萌总裁嗯了一声,这个李最应,他是知道的。
李最应于嘉庆二十年乙亥(1815年,朝鲜纯祖十五年)二月十七日出生于朝鲜首都汉城(今韩国首尔),道光十三年(1833年,纯祖三十三年)被封为兴寅君。
翌年纯祖大王薨,李最应被纯元王后金氏任命为守陵官,守护纯祖的王陵3年。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朝鲜宪宗八年)李最应被任命为冬至正使兼谢恩正使,出使中国。
朝鲜哲宗年间,李最应主要在宗亲府担任闲职。当时安东金氏把持朝政,飞扬跋扈,李氏宗亲遭到空前的压迫,李最应与其弟兴宣君李昰应在那时十分落魄。
直到同治二年(1863年,哲宗十四年)十二月哲宗去世,神贞王后赵氏命李昰应之子李命福(李熙)入继王统,继承王位,兴寅君李最应才重新翻身。
同治四年(1865年,高宗二年)四月,李最应被任命为营建都监提调,负责景福宫重建事宜,后又历任扈卫大将、判义禁府事、判宗正卿等职位。
当时兴寅君李最应的弟弟兴宣大院君摄政,但是大院君实行独裁政策,不允许任何人以裙带关系分享权力,因此李最应始终没能攀上高官。
而李最应的权力欲又非常强,他在大院君执政时得不到重用,又想得到高官厚禄,被形容为“厨下饥狗”,大院君又一直不给他升官,因此他非常厌恶大院君,“与其弟大院君素不协”。
后来朝鲜王妃闵妃逐渐崛起,准备推翻大院君,李最应立刻投靠了闵妃,与骊兴闵氏外戚巨头闵升镐、闵谦镐过从甚密,并时常出入大院君的府邸云岘宫,为闵家刺探情报。
最终,同治十二年(1873年,高宗十年),闵妃借崔益铉弹劾大院君之上疏而鼓动高宗宣布“亲政”,赶走大院君,李最应和闵家人也不断怂恿,高宗便在十一月三日宣布“亲政”,大院君垮台。李最应也很快恢复了扈卫大将的官职。
后来李最应又协助闵妃肃清中央到地方的大院君余党,册封闵妃之子李坧为王世子,因此李最应又在同治十三年(1874年,高宗十一年)十二月拜相,被擢升为左议政,成为了闵妃集团的核心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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