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这些零配件,要靠高精度的机床,只有机床才能大批量生产符合精度要求的各类产品。
文章作者引用有司公布的数字,对一个火车工场维持正常生产能力所需要的人数进行归纳,其中包括配套的各种工场、作坊及运输行业需要的雇员。
大概的数字,是五十万人,因为整个火车制造行业涉及到众多机械加工、冶金、润滑油、化工行业,所以涉及人员很多,还不包括煤、铁矿业的从业人员。
这只是火车制造,铁路的修建,需要专门的施工队伍,需要机加工厂生产铁轨、道钉,需要架设电报线路,需要伐木场提供大量的木材。
需要采石场提供大量碎石,需要化工企业提供大量防腐剂来处理铺设铁轨所需枕木。
由此,又牵扯到大量原材料供应行业。
若以铁路运输整体而言,还涉及沿线站点管理、护路养路,总体而言,涉及的雇工,超过一百万人。
这是陆地运输,加上火轮船的水路运输,又要更多人。
因为车、船都是用蒸汽锅炉做动力,都要烧煤,都需要机加工工场,所以铁路运输和火轮船运输业的从业人员多有重合,按照有司的初步统计结果,新兴的蒸汽动力交通运输业(水、陆),累计需要二百万人直接或间接参与。
这些人,从事的行业不同,既有分工生产,也有合作生产,一环扣一环,缺一不可。
徐文远放下放大镜,掏出手帕擦了擦额头上渗出的些许汗珠。
文章作者的辩论思路和他之前想的不一样,对方不是引经据典,而是用数字来“恐吓”读者(他)。
“两百万人”这个数字,真的很“惊悚”。
两百万人,若大家都为了做孝子回家奉养双亲,朝廷去哪里找人来填补这个巨大的人数空缺?
作者的反问,徐文远一时间答不上来,他知道正如“家国同构”的观点不容挑战一样,朝廷是不可能废除火车、火轮船、蒸汽机械的。
而文章作者直接用了一个名词“工业化大生产”,来阐述如今的王事起了巨大变化。
朝廷(天子)为了实现相对公平的分工,势必要进行一系列的“变法”,才能有效维持“工业化大生产”,标准倒也简单,那就是量才而用,能者多劳,多劳多得,奖惩分明。
天子之民,若是家中独子,就该回家孝顺双亲。
若有兄弟,那么兄弟之间相互分工,一人孝顺双亲,其他人外出务工,为王事四处奔走,用劳动所得的一部分供父母开销。
这样的分工、合作,难道不是两全其美之策?
一千多年前的姬周时期,王事和农桑密切相关,但现在,王事之中除了农桑,还有工商。
农桑需要合作,所以需要家庭成员聚居,一起开荒、种地,一起开挖沟渠、水井以灌溉农田。
但工商不同,虽然也需要合作,但更强调分工,不需要大家聚在一起,譬如有了蒸汽抽水机,就不需要那么多人浇地,这些人,可以去做别的事情。
文章作者认为:家国一体,王事等于国事,但国事的构成变了,工商所占的比例大幅增加,百姓们要为工商而忙碌。
家国同构,国的结构没变,依旧是君君臣臣,家的结构也没变,依旧是父父子子,但是,既然国事的构成变了,强调分工及合作,那么家事的构成随之而变,强调分工及合作,不是理所当然的么?
这种时候,还强调家庭要“同居共财”(合作),拒绝“别籍异财”(分工),那就是不利王事,形如刻舟求剑。
看到这里,徐文远放下放大镜,呆坐半响,再拿起报纸继续看下去。
他认为没人可以挑战“家国同构”的观点,而现在,挑战者确实没有挑战这一观点,反倒是运用这个观点,对细节给予“新解”。
然后反推过来,论述国事变化,家事也得跟着变化。
作者在文中对农桑和工商的生活状态做了区分,进而阐述“同居共财”和“别籍异财”的特点。
同居共财就是大家族聚居,子孙们一起生活、务农,一起照顾祖父母、父母,族人之间相互协助,一起对抗天灾,这就是农桑时代的日常生活特点,总体而言强调合作。
但是,如今工商大兴,粮价、布价持续走低,靠种地的收入,已经无法维持一个大家庭的开支,所以需要别籍异财,家族成员相互分工,适当合作,才能更好的生活下去。
长子(或嫡长子)、长孙(或嫡长孙),留在家乡,守着土地、祠堂,守着祖父母、父母生活,尽孝。
其他成员,可以在家务农,也可以外出务工,乘着工商业大兴的东风,在别处安家落户,靠着务工所得,一样能过上不错的日子。
再把一部分工钱汇回家乡,让父母过上好日子,吃得饱,穿得暖,这也是孝顺。
有了子女,可以送回家乡让父母帮忙照顾,既让父母含饴弄孙,又解了自己后顾之忧,情亲不断。
如今邮政发达,又有电报,亲人之间的联系方便许多,即便分居各地,也能相互照应。
朝廷挖运河、修铁路、开山辟石修官道,又清剿贼寇,保境安民,水陆交通越来越便利,越来越安全(相对),外出务工、定居的家庭成员,逢年过节依旧可以很方便的回到家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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