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以传统的眼光看来,黄州子弟“非士,非农,非工,非商”,却有兼有士、农、工、商的特征。
可以说是士、农、工、商的混合体,其父辈,多为武人、文官、庶族子弟、宗族子弟、商贾,相互间的联姻和经济往来,意味着利益纠葛极深。
以当年的虎林军诸将为例,他们自知出身卑微,即便功成名就,也知道高攀不上士族,于是联姻对象大多是同僚,或者荆襄各地庶族、宗族,又有商贾、小吏,以及自己资助的寒门学子。
这些庶族、宗族以及商贾、官吏们也相互联姻,久而久之形成了一个荆襄势力群体。
随着荆襄势力蔓延到两湖地区(洞庭湖、彭蠡湖)、两淮、岭南以及江南,河南,联姻的对象群体逐渐扩大,一个基本上以庶族为基础的庞大利益集团逐渐成型。
而黄州子弟,实际上就是这个利益集团的新一代,是既没有郡望也没有阀阅、父辈却身居要职,士农工商混杂的“怪胎”。
这样的“怪胎”,绝大多数山东士族子弟不屑于交往,江南士族子弟也敬而远之,关陇权贵子弟倒不排斥,但两拨人在一起总是有些微妙隔阂:
黄州子弟喜欢说海外,对海贸感兴趣,关陇权贵子弟于此就没什么好说的:毕竟对于关陇地区而言,大海太遥远了。
这些年,房玄龄目睹了各种“黄州怪现状”,对于黄州子弟这一群体的认识也越来越深,他知道天子一直在大力栽培这些黄州子弟。
所以再这么下去,一群“新贵”群体就要出现了。
这些“未来新贵”,虽然有父辈的荫庇,却多以军校毕业从戎或计划靠科举考试入仕,自幼接受良好教育,有见识,不鄙视货殖之术,家中多以产业获利,家财万贯。
这些“未来新贵”,继承了士、庶之别中庶族对世家大族的“怨念”,却不会如庶族仰慕五姓七望那样,以能和世家大族结亲为荣。
在他们看来,代表着过去的“世家大族”,其魏晋风流已经过时了,什么五姓七望,不过是连庄园都维持不了多少年、没有见识跟不上趟的破落户。
这些“未来新贵”,认为昔年那些闭门成市、自给自足的大庄园就该破产,所以粮价、布价长期走低没什么不对;无地农民与其给人做佃农,还不如进城务工。
工商业发展没什么不好,百姓背井离乡进城务工没什么不对,各地人口流动起来才好,只有这样,各地工场主们才能招到足够多的劳动力。
朝廷就该大兴海贸,对外扩张,组织中原百姓移民,如此来,才会增加商机,让更多的工场、商号从中盈利。
朝廷应该适当减商税,刺激商品流通,各地官府还要许以优惠政策,鼓励工场、作坊扩大产能,参与对外贸易,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养活更多的无地人口。
边疆无事可不行,不然没了抓生口的由头,官军若不方便动手,商团武装可以效劳,朝廷当然要对国内百姓仁慈,却没必要对番邦蛮夷施以好脸色。
夷狄畏威不怀德,所以直接用火铳和对方交流才高效!
房玄龄看着这几位高谈阔论的黄州子弟,忽然百感交集,这二十多年的所见所闻,让他对于未来的发展有些迷茫。
电报通了,日行千里的火轮船航行在江河湖海,各种蒸汽机械的大量使用,还有不需要官员、名士举荐即可报考的科举,时代真的已经不一样了。
等到这些“怪胎”(黄州子弟)成为新贵,把持权力,朝廷的既有政策再无可能变更,甚至会变得更加“激进”。
难道,士族的时代,就要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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