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再次上前，拱手道：“敢问宰相，将何以治天下？”
徐平道：“以仁义治天下。”
“何以知仁义？何以施仁义？相公欲如何本仁义？”
“天下为道，朝廷为德。仁义也，德之分也。仁义完足，则德立，德立圣人出，天下大治。是以知以仁义治国，求天下之德，可达治世。”
天命和神权离开国家政权，其合法性要由查国家治乱来提供。治的时候，政权的合法性不会出问题，一旦由治转乱，政权就面临生存危机。成长期的国家，向施政的善恶动机要合法性，非成长期的国家，则向宗教和私天下退化，要么再退一步向宗族要合法性。
全球性的经济危机出现，大家求治无门，宗教和宗族文化复兴。
司马光又道：“敢问相公，以仁义求道德，何以知之？”
“天地分，万物生，人杂于禽兽间，聚而为群，再聚为国，诸国合为天下。老聃，周之史官也，记之载于竹帛，后人据之可查道德，是以知之。老聃何谓也？其言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何所来？道生于有，有生于无。”
“何谓无？人杂于禽兽之间，未与万物区分之时，人尚蒙昧，不知自己为人也。何谓有？人生智慧，知自己为人，知自己与万物不同之时。有生则道立，故言道生一。”
“何为道？何为德？人自禽兽中走出来，聚而为群。其群为部落，则天下为道，其部落为德。聚而为国，则天下为道，其国为德。国并而为天下，道德相合，圣人出焉。”
“是以知，道德为人之道，人之德，非天之道，非天之德。天与人相隔，求天理当于人外求之。求得天理，合于道德，则天人合一，大同之世或其谓与？”
道德记录了汉文明的蒙昧时期，是怎么从一个一个人，走到一起，成为华夏的。这只是人的历史，记录的是文明的诞生、成长，一就是文明诞生的时期。至于天理，也就是科学技术，并不在这个系统之内，发展生产力另想办法。天理发展到极致，天下的物质极大丰富，想要什么就有什么，天人合一，大同之世，共产主义社会就来了。
这是汉文明的文明记忆，注重于合，并不一定全世界的文明都是这样形成的。哲学是一种文明记忆，日耳曼的族群认同，或许是靠着武力征服。两个人遇到一起，打一架，谁把谁打服了，谁就是主人，另一个人是奴隶。两个部落遇到一起了，打一仗，打胜了的就是主人，打输了的就是奴隶，所以会把原始社会出来的第一个时期定为奴隶社会。否定之否定可能就是这种文明记忆的展现，于他们是合适的，推行于其他文明未必会被接受。
中国的商周时期有没有奴隶？肯定有。但是政权不是基于奴隶制的，那只是国家中的生产关系，政权的性质还有文化因素。一元化的认为生产关系就是一切，文化就被从文明中切除出去了。文化只剩下了吃喝玩乐，说学逗唱，只剩下了娱乐，政权没有了灵魂，国家的凝聚力和认同感就会慢慢散失。人除了物质享受，还有精神追求，文化上的认同感。
文化文化，以文化之，指的是族群认同感形成的手段。汉文明对文的极端强调，是对祖先文明形成的记忆，认为认同第一，兴兵第二。文成为文官的文，是因为文官使用的是以文化之的办法。文王治内政，天下三有其二，武王兴兵，代商而兴。文为武之基，没有文做基础，武之兴兵也就无所由来，能灭商而不能代商，是王朝更替而没有文明继承。
表现在礼制上，便就是胜利者要待失败者为宾，天下扩大而不是亡你的国。我的文明战胜你了是根本，你的人民已经认同我了，武力只是最后不得已的手段。取得了对方的地盘和土地，管理了治下的人民，获得了认同感，天下才能扩张完成。
天下是政权的认同感，国是政权管到的地方，文兴天下大于国，文衰则国大于天下。
礼仪制度有后面的文明含义，文明消散，坚持的礼仪制度就只是让人讨厌的规矩，是传下来的老礼，而失去了蓬勃的精神，没有了灵魂。为什么徐平前世讨厌老礼，而觉得洋人的许多规矩有逼格？因为他们的那套东西还没有失去灵魂。
两个文明对抗，先用文的手段获得对方的大部分人认同，再兴兵便轻易可灭。两个文明由此合一，形成新的文明，这就是天下的扩张。所以与匈奴对立的时候，汉朝也会让他们内迁同化，慢慢成为自己人。改变了力量对比，再一举而灭。宋之亡于蒙古，文的作用失去了，蒙古纯暴力的奴役宋朝人员，依然可以获得认同，全靠武力将其灭亡。用武的手段可灭宋，但不能继承文明。整个政权投海的时候，延续下来的汉文明已经烟消云散。后面汉人对于文明复兴的执拗，只是灵魂深处的祖先在呼唤。
汉文明以文而兴，以武而亡，后来对文化的下意识排斥，也是族群的文明记忆。
司马光拱手：“相公所言，上古之世也，天下大治，圣人相继。礼失而乐崩，道失而德散，治世难寻。敢问相公，以仁义治国，可寻天下之德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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