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解决不行,经济危机不允许发生,资本主义的事情我们不许有,这是日耳曼人那种又蛮又轴的劲头。事情有一利必有一弊,两全其美只是暂时的,矛盾是发展转化的,好的总有一天变成坏的,坏的有一天说不定就变成好的。这没有什么可怕,不能想着把子孙后代的事情也做了,更重要的是要告诉他们因时制宜及时更改。
韩愈和柳宗元建立的政权的合法性在人,在人的表现就是查天下治乱,乱的时候要及时更正,治的时候要努力坚持,实际上是非常先进的,合乎社会发展规律的。新旧两党除了意识形态和政策取向间的争执,轮流上台执政的理论基础就在这里。这个理论基础,就是两党制国家轮流执政的内在原因,哪怕徐平前世,世界第一大国依然是如此。
仁义之道就真是没有弊端了?当然不是。只是意识形态下这个弊端不是弊端罢了。这样做要求政权对社会的掌控力足够,调整还得及时,对政权的执政能力要求很高。一旦政权失去这样的能力,对社会掌控不足,仁义之道的弊端就显现出来了。
此时宋朝对农村的掌控力还是比较弱,在城镇的掌控力过强,徐平在制度上的改革措施,就是针对这两个方向来的。农村要开始收权,建立自助的各种组织,由官方进行制度和财政上的支持,帮助他们对抗地主的剥削。在城镇开始放权,放松对行会的管制,放开价格管制,并引导农村的资金投向城镇,引导工商业的发展,开启工业化时代。
这个过程,其实就是徐平前世改革的过程,不过面临的条件不一样,所取的方向和政策措施不一样罢了。前世改革面临的是农村和城镇的掌控力都过强,表现出来的就是城乡同时放权,放下官方的包袱,向社会要发展的动力。
过了这个阶段,社会推动发展的动力枯竭,用于发展的社会剩余向少数人集中,新的社会危机便又出现。改革的措施便就要反过来,重新收权,官方来背起发展的责任。
城乡的不平等,必然带来改革措施的不同步,只是现在改革初起,徐平同时向城乡一起下手罢了。随着生产力发展,工业化的进行,城乡差别慢慢消失,政策措施才会同步。
改革初起,必然会出现负作用。如在农村,收权之前一些利于发展的基础设施,道路和桥梁,开渠和开荒,诸如此类,是由乡村的势力之家完成的。甚至新式农具,也是由这些人家购买,投入到实际使用当中去。一旦收权,农民的自助组织尚不具备这个能力,可能会出现基础设施建设的倒退。此时要由官方出面,及时扼制住这个倒退趋势,使社会生产以最快的速度,进入到发展的正常轨道上来。
以矛盾论的观点,政策措施必然是有利弊两个方面,会相互转化,真正的万世法其实是没有的。为万世开太平,不是固定一个政策,从此无忧,而是告诉后人,这个政策有利有弊。现在用是利大于弊,当矛盾转化,利不是利,弊不是弊,要及时改革。
不管是势力人家,还是平民百姓,都是政权之下的民,没有好与坏,没有哪个是朋友哪个是敌人的问题。随着社会发展,对于社会中的每个人来说,平苦之民可以成为势力人家的一员,势力人家也会跌入平苦之民,这都是社会的正常现象,不必视作洪水猛兽。在内部分阶层,阻挡这种转化,就是在给自己埋地雷。
不管是把自己人当朋友,还是把自己人当敌人,都是丧失了政权的执政立场。执政党不要在内部找朋友来支持自己,这是革命党的办法。找到了朋友,也就分出了敌人,一旦社会矛盾转化,政权的基础就轰然崩塌。苏联的崩溃从内从外可以找一万条理由,可以揪出来无数个罪人,但最根本的,是作为执政党,采取了革命党的办法,最后亡于内部。
徐平就是因为从哲学基础处罚,历史上的宋朝已经走过一遍了,没有必要再走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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