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始社会的公天下,到封建时期的家天下,然后就是私天下。秦的私天下政权没有合法性来源,很快就被汉取代。汉武帝用董仲舒,独尊儒家,不是要用儒家那一套治国的大道理,而是要给自己的政权一个合法性来源。董仲舒为了达到独尊儒术的目的,改了儒家的一部分理论,后世称其为曲改阿附,便就是因为此。
历史到中唐,汉武帝和董仲舒建立起来的天命之下的私天下系统,因为天命终不显于世间治乱,祐民者殃,虐民者昌的历史现实,已经难以为系。韩愈和柳宗元为代表的一部分文人,在削藩镇重建大一统的现实需求下,不得不为政权重建合法性。天命说的私天下中本就含有公天下的成分,去天命而求之于人,公天下便就应运而生。
不言天下非一人之天下,而言天下非一姓之永祀也,不是简单的文字差别,而是因为他们面临的任务是削藩镇。藩镇类于古时之封建,柳宗元才会斥家天下,驳封建。
到了宋朝,出于防五代重演的目的,政权开始把大政托于文人,提倡文治。对于政权的合法性,随之而来的意识形态,宋儒不得不上追汉唐,承韩愈柳宗元之后。到了徐平所在的这个年代,公天下的意识形态,与士大夫共治之的政治结构已经呼之欲出了。
有这个背景,徐平才会堂而皇之与赵祯如此问对。赵祯不会觉得奇怪,已经掌权的士大夫们会认可,一切才能顺顺利利地推行下去。
理通事顺,完成了道与术的问对,对天下的改革将顺利地推行。
不把道理讲明白,徐平终将是另一个王安石,最后还是回到治乱循环上来。
中国历史上的治乱循环,剥去天时、地理这些外在因素,而以国内剥削者和被剥削者这一对主要矛盾来观察,便就是剥削烈度加深,导致社会危机出现。政权不能够解除面临的社会危机,便亡于内乱。或者危机导致国力大减,亡于外敌。政权之亡,有亡于内部矛盾者,有亡于外敌者。亡于内是内政的问题,亡于外是军力的问题,两者有相关性,但又有根本的不同,不能够牵扯在一起,不然历史就看不清楚了。
这种治乱循环,放到资本主义时代,换一个名字,比作经济危机,也就通了。
周朝有天下八百年,最终秦灭六国而代周。周之八百年,虽有春秋战国之衰,却没有表现出这种治乱循环来,或许可以认为,治乱循环是大一统的特点,而不是家天下的特点。
当然,这不等于说家天下强于大一统,因为更可能的是,家天下发展不到治而后乱的程度。家天下的上限,大约等于大一统治乱循环的下限。
在这套话语体系之下,资本主义就不再是封建社会的下一个朝代,都是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为内部主要矛盾的历史时期,大同之世依然遥不可期。改革朝政,去追求什么资本主义社会,让资本家掌权就无从谈起。改革措施,与此无关。
确定了天下属于谁,谁是这个政权的主人,意识形态接下来面对的是国内矛盾。有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之间的矛盾是国内主要矛盾的认识,意识形态的下一个问题是站在谁的立场上。同样是公天下,还有一个立场问题。
朝廷必偏,是说政权必须有一个立场,没有立场,政权也就不需要存在了。
徐平的选择,是站在被剥削者的立场上,这是中国传统的立场,也是这个时代能被广泛接受的立场。天下以民为本,是孟子理论中很重要的内容,接受孟子代表了时代的呼声。
为什么使用这个时代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政治结构,而不是拿课本上源自欧洲的君主立宪制和议会制?因为政治立场不同。
课本上已经讲得很明白了,君主立宪和议会制,都是资产阶级为了掌握政权而出现的政治结构。徐平的立场不偏向他们那一边,而是偏向最广大的被剥削者,自然就不会使用这两种政治结构。政治结构从属于意识形态,同一意识形态会有多种政结构,但不同的意识形态则很难使用对立意识形态的政治结构。
君主立宪制和议会制,都是为了弱化统治者对政权的掌控力而出现的,弱化的目的是利于资本家操控政权。只要统治者的权威还重,天然就有号召民众,有把权从资产阶级手中夺回来的可能。公天下的意识形态下,对于统治者来说,大义在手,天下我有。立宪以及种种措施,都是为了断绝这种可能,确保资产阶级对政权的掌控权。
政权的独立性就在于,在政治结构的最顶层,只有一系列的政治原则,而没有不可更改之祖宗成法,也没有不可更改之宪法。谁都想一劳永逸,只是政权被现实教训了,面对内外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一劳永逸还只是一种梦想。或许只有寄望于科技进步,生产力大发展,用极大丰富的物质来慢慢弥合矛盾。
哪怕是在资本主义国家,在资产阶级内部,而临严重的危机时,有人想进行较大的改革,大义一举,依然威力无穷。没错,说的就是美国,就是***。最高统治者留有较多权力的时候,挥舞着大义,把政治结构大变样并不稀奇。你能把这一个拖下台,后面还会再出现另一个,社会危机不解除,这种冲击就不会结束。无他,政权有立场,但政权本身是独立于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之外的,危及到政权生存,这种独立人格就体现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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