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了一会,默默喝了一会茶,让赵祯和吴育消化一下自己前面讲的内容。徐平再次站起来,走到黑板前,拱手道:“施政三策,一曰抑。抑即抑租息,抑由此而来的土地价格抬升和用于农事的诸般物事价格上涨。此时所说的地价,不是指一亩田地值多少钱,而是力稼之农夫,竭尽全力耕种,所得扣除种子、肥料等等的纯粮食,比之地价,多少倍数。其间因为有地之贫瘠,有肥料多寡,有水利便不便利,需通盘而论,得一大致之数。用于农事的诸般价格上涨,亦是如此。如何抑?官府从租息下手,一是上下枝节众多,无数官吏从中上下其手,实无法由官府来代民间向农户借贷。欲消解借贷之害,抑之极难,或许将来有聪明之士能想出办法,臣无能,只能从另一个办法着手,这里暂且不论。抑之策,行之于谷价与农事必需之物的价格。”
“抑制谷价暴涨暴跌,办法古已有之,谓之常平,本朝亦行之,再议规例即可。至于农具、耕牛之类,天下最多的农具实是由三司铺子发卖出去,可由三司抑源头。而其真正使用农具的农夫之末端,自有另一法,暂不论。还有其他,如学事,如水渠用水,如道路桥梁,如育孤养老,如医药这些事务,朝廷多做一点,就让小民少一点借贷的因头。凡是民生所本,生产所必需,防天灾人祸,朝廷多帮一把手,就能助小民渡过难关。常平配合学事,加上由朝廷主持一些民生、生产,都是抑租息之祸的办法。”
借贷的发生,很多都是遇到了难处,不得不借钱渡过难关。官方插手得越多,民间借贷牟利的空间就越小。当然完全杜绝不可能,哪怕所有的难关都由官方帮手,还可以利用赌博等非法手段,徐平前世还有诱人吸毒之类呢。实际上官府包办不了一切,借贷必然还是会发生,只是万事都有度,掌握好度,一旦过度则好事会变成坏事。
保险也是借贷生息剥削手段之一种,官方退出民生保障,保险便无孔不入。抑制利息剥削,一个重要的手段就是由官方接过教育、医疗、灾祸等等的保障。你觉得保险来代替官方做这种事,自己没有受到剥削,那只能是剥削被转移到了别人身上去。无所不在的保险,无孔不入的借贷,这就是农业社会高利贷的变种,只是被教训学会调和了而已。官方从民生领域退却,交给商业保险,就是在加重对底层的剥削。反过来,官方积极地开办学校,建立医院,救助天灾人祸,鼓励各种自助,就是在缓和剥削的烈度。
借贷手段产生的剥削,程度还要深于地租。哪怕是按照历史上青苗贷稳定下来的名义上的年利四成,也比地租从整个收成中分走的多,然而实际利率还要高于此数。
采取抑的办法,历史上的王安石变法中可以找到很多。他肯定不是徐平这一套的意识形态,但对待剥削的态度上,却有共通之处。
赵祯沉吟一会,道:“宰相所言地租和借贷取息害农之理甚明,只是谷价涨跌、耕牛犁铧价格不常,为何也是借贷取息之害一种呢?”
徐平捧笏:“臣试言之。以谷价来论,若遇丰年,家家有余粮,皆遇卖余粮而换些心仪之物。此时价必跌,而势力人家有这心仪之物,多收粮谷。若是平年,一家有难,有借贷渡过难关,势力人家若取高息,转到其他一样的贫苦人家,一家一家都凑一点,难关也就过去了。而到灾年,天下乏粮,唯有势力人家有余粮,必取高价。若去贷谷,平年秋后只加两成三成息,在灾年则动辄翻倍,甚或更多。天下通行用钱,不必再去势力人家借贷渡荒,改到市面籴买,谷价腾贵。此时谷价之贵,便是灾民贷息变高之另一种,从借与贷翻到了市面上来而已。翻到了市面上,把小民之间互帮互助,和衷共济共渡难关的路也压窄了,就连稍富之百姓,在此时亦如势力人家,用此市价而收租息。此时的谷价,已经不是通有无的商人之价了。其余类之。”
简单地说,丰年和灾年的粮食价格,不再是商业行为,而是带上了金融属性。只要商品带上了金融属性,就从单纯的互通有无的商业行为,变成了利息剥削的手段。对这种行为的限制,中国自古有之,即常平,这也正是王安石变法的重要内容。
在商业中囤积居奇炒作价格的办法,或者说投机倒把,为历朝所打击。事物都有两面性,商业通有无,商人从中赚取利润是合理的。超出商业行为,用金融手段来在商业中赚取利润,是被限制的。金融的正面性,在于向生产领域配置资源,而不在商业行为中。法家所谓的抑商,正是出于对此负面性的认识。而反对抑商的人,则是出于对商业通有无的正面认识,各置一端,不能够简单地认为他们谁对谁措。当朝理政者,对此要有清醒的认识,哪些商业行为是被鼓励的,哪些应该是限制的。以常平来平抑粮食价格的波动,是因为粮食是民生所本,其实大多数的商业行为,不可避免都会这种行为,都有劝和抑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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