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前的诸生大多茫然,显然他们不会想到徐平会给他们理出这样一个脉络来。本来在大多数读书人的认识中,徐平是个善于做事的能臣,文词上面不擅长。书生要做的,是把徐平所做的事,理出其中规律,纳入一套理论体系当中。徐平做事,他们来整理,最终这是徐都护的功绩,但却是由书生们建构起来的。却没想到徐平心中早有一套体系,只是等待细化、完善,与原来的文化传统接合。大的框架已经立起来,只剩细功夫了。
要做事,首先要统一思想。对内施政如此,对外作战也是如此。
仁就是对内,这个含义跟好不好、善与恶无关,而是要合乎忠恕之道。国家对百姓的治理,要求百姓遵守法律,完粮纳税,积极向善,勤奋劳作,都不是无条件的。国家做到了施政遵从百姓的利益,百姓才会对国家尽自己的义务,不然一拍两散。由此引申出的法律制度,也会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不尽国家义务,则进行惩罚,就是刑。还有一部分是犯了错误,则进行教育改造,就是律。这些概念本来是个什么样子不重要,实际上他们也并没有一个统一确定的面目,只要找出根据来,重新发挥就是了。
义最大的意义是对外,即对外不兴不义之兵。人和人的关系难以理清,与外邦总是容易一些。国家、百姓和外邦,这三者之间,用义来进行规范,就容易得多了。徐平在这个时候把一套体系抛出来,最大的目的也正是对外。
党项之战被徐平定性为内乱,这已经是既成事实,定义为内乱只是为了好处理接下来的善后。郡县其地,派官员进行治理,总得有一个说法。如果说这是化外,那么花费巨大的人力物力,来把这一块地方占住,就失去了道义上的立场。朝中反对的官员,总有一个这钱花得值不值得的争论。你觉得开疆拓土,去侵占别人的土地是很威风的事情,但为了此事作战牺牲,为此承担税收钱粮的人为什么也要这样认为?你觉得这样对国家有利,那其他人还觉得没有好处只好坏处呢。这个问题不解决,就终会面对参军的将士们,觉得打的仗不值得,军心涣散,战力下降。甚至有一天,连招兵都招不到。对外义战,是国家和百姓加外邦三方的事情,只有用一个义字,让百姓坚定地站到国家的立场上来。
徐平的前世,军队有一种说法是不开第一枪,其实也是要占住一个义字。只是这个义字过于难以精确定义,在某段时间采用了这样一种方式而已。
灭了党项之后,还要接下来面对契丹。要不要与契丹开战?以什么样的理由开战?都需要从道义上站住脚。不能说我现在能打了,所以就来打你,那会失去民心的。
军失民心,战力的丧失靠武器装备是救不回来的。如果用利益来引诱民众参军,用利益诱使军队去打仗,失去了大义,最终还是要走到现在禁军的老路上来。只有凭着武器装备比别人好,国家实力比别人强,打一些顺风仗。一遇实力逆转,再无力回天。
君子之行是对朝中官员的约束,不在朝里当官,你管人家怎么做呢,有法律、道德进行约束呢。而君子的要求,是远远严于法律和道德的,某些方面不近人情也正常。比如不能在辖区娶妻,不能在治下置产,官员私下交往要注意,亲友在职务上要回避。相对来说吏便没有这样严的要求,官吏有别,也别嫌官的地位就要比吏高,约束在那里呢。
总而言之,要用君子、仁、义这样一套体系,建立对内的制度和施政措施,对外的交往的文化根基。朝廷的制度和施政,对外的交往,都有一套内在逻辑。这样统一起来,才有完整的政治制度,而不是心血来潮去定一件事情要怎样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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