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众人一副迷惑的表情看着自己，徐平道：“我起自进士，入仕以来，先历州县，再入三司。为官做的是实事，做实事讲的是提纲挈领，你们或许重说理，说理是不是这个规矩我说不清楚。兼览博照，多知道一些别人做事的办法总是不会错的。”
众人点了点头，知道这是徐平做事的办法，在三司如此，在军中也是如此。尽量以最简洁的方法把事情说清楚，理出其中的头绪，才好找出合适的对策。儒生确实不习惯这样做，因为他们要旁征博引，加之自己发明，这种说理办法与他们相性不合。
徐平又道：“你们讲天理人欲，辨人之性情，述仁义道德，探治乱之源。人生于天地之间，本于地气风俗，必受天理影响，却未必一切都由天理而定，很多东西还是由人自己来思辨做事形成一个样子。故曰天理存于人欲之中，要讲人的事，还是要看人自己。”
张载点头，转身对身边的人道：“都护所讲，柳河东之论也。”
徐平心中暗道一声惭愧，在社会推崇韩愈的大背景下，他却喜欢看柳宗元的文章。刚开始是以为自己不喜欢跟这些儒生一样寻章摘句，所以才喜欢看柳宗元的小品文，直到最近自己的思想开始成形，才知道那是一种下意识的反应。
后世曾把这两百年间的八个人合在一起，称为“唐宋八大家”，其中唐朝的便是韩愈和柳宗元。前世学到这里，总是以为这是八个文章写得最好的文学家，现在想通了，知道并不是这样划分的。“八大家”，是一种文化和政治立场的划分，其次才是文学成就。这八个人，是后来宋学的最核心部分，他们确立了一种文化传统，并由此试图确立政治制度。
韩愈祖追孟子，希望能够重建儒家道统，讲民重君轻，是宋朝的主流。而柳宗元则把天理从人世的政治中剥离出去，天理和人间的治乱不再合一，治乱就是人的事。由此而来的观点，就是“天下为公，非一姓之永祀”也。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不是哪一家人的天下，这就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源头和理论基础。因为没有天理的加持，则人间的帝王传承就失去了神圣性，他们的正统，只在于治还是乱。
徐平前世的印象，总是认为中国古代专制的文化根深蒂固，不可动摇，中国传统文化里没有自由与民主的基因。所以他在朝堂为官，一直战战兢兢，哪怕与赵祯的关系非常亲密，也不敢有丝毫让人抓住把柄的地方。现在想明白了，只要知道有“唐宋八大家”这一个名头，就知道不是那么回事。韩、柳就是宋朝文化最重要的基因，柳宗元的思想深刻影响了宋朝人的文化和政治，历史上的很多政治现象和制度都可以从这里找到源头。
韩愈随着孟子升格运动，在后世哪怕思想被篡改，文章被删减，到底还是保留了一个名字。而柳宗元则没有这么幸运，他的思想基本在宋朝昙花一现。而在当时，柳宗元是比韩愈更激进，对旧文化的传统斗争得更厉害的一个人，受到的挫折也更多。
依着徐平从前世学来的知识，在宋朝实行虚君制度，甚至君主立宪之类，会不会成为千夫所指，没有人认可？不会。这本就是这个年代文化的主流，从范仲淹评寇准“左右天子方为大忠”，就能知道这个时候的读书人是怎么想的。真宗之后的几个皇帝，不是受到这种文化压力，哪里会有那么高的自觉向文人士大夫让权。
后世的政治制度不在于会不会被这个时代接受，而是在于可能水土不服。不考虑文化传统，不考虑政治实际，到头来最终还是一场空。人类发展有其本来轨迹，凭空嫁接来的制度开不出美丽的花朵，更加结不出美味的果实。宋朝华夷之辨再次兴起，本就是对唐朝兼容并蓄、优待异族政治的反思，意识到兼采汉人和鲜卑文化和制度的路走不通了。历史事实是连一个鲜卑文化近千年都消化不好，还想再消化另一个，委实有点难。
路是要由自己人走出来的，不然到头来会发现是条假路。
徐平思想转变的最大障碍，是他前世对中国文化转统和这个年代价值取向不同。徐平前世所学，是在这样的一种背景下，中国不但是在战争中被洋人击败了，而且在政治、文化、科学、技术、思想等方方面面无一不败。而且在这种巨大的冲击中，最终还是保持了自己的独立，学习有一部分主动性，是主动去吸收。所以他对历史认识的传统，表现为对古代历史的批判与解构，完全打倒，便于吸收新的知识。凡是中国古代历史传统中的缺点加倍放大，而与那个时代传统相合的尽量不提。表现为中国不可能发展出科学技术，不可能发生工业化，不可能发展出进步的文明，走向腐朽与落后是一种必然。对历史的表述就表现为，夸大异族带来的文化的先进性，贬低自己本身文化的落后。一切的发展是因为异族来了新鲜的血液，而落后的根源在自己文化的保守。汉族文化以文来表述，便夸大鲜卑入侵带了尚武的基因，而对外战争不利是文官压制武将，科学技术发展不起来是因为科举引导聪明人全去读书，文人瞧不起匠人。总而言之，本身文化传统就是原罪。只要把这一切全都打倒，让人一提起来就觉得羞耻，才好引入新的文化与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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