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况理解徐平的意思，只能答应照办，但到底能不能办好，他可不敢打包票。馆阁是朝廷育才之地，聚集最多的就是词臣清流，让他们俯下身来，做百姓娱乐，着实不易。
清流有其历史渊源，从魏晋谈玄，各以门第相高开始滥觞，直到唐末，名门望族把持着文化上层，以衣冠清流自诩，瞧不起其他人。最后到天佑二年，朱温杀宰相裴枢等三十余人，按因进士落第痛恨这些衣冠清流的李振建议，把尸体投之黄河。李振所说即是这些人自诩清流，那么便投之黄河浊流，看看他们到底有多清。史称白马驿之祸。
白马驿杀清流标志着五代武夫当国的开始，从此名门望族成为一个历史名词，朱温以酷烈的手段结束了一个时代。实事求是地讲，当时的所谓清流只是仗着门第，用刻薄的语言和对文化舆论的垄断来维持他们虚幻的旧时荣光，被淘汰已经是历史的必然，只是用白马驿之祸这种极端的手段便一个结语而已。当时的清流不但是压抑武臣的地位，而且压制寒门士人的上升通道，除了维持大唐这破败的门面之外再没有什么作用。最终武夫的军事力量和底层士人结合起来，结束了一个时代，开启了一个时代。
五代从周世宗开始，其实已经慢慢改变武夫当国的政策，入宋之后完全转向。天下分久必合，这也是天下百姓渴望安定，受够了没完没了的杀伐的必然。
随着崇文抑武政策，清流再次悄悄登上了历史的舞台。不过此时的清流已经不同于唐末，门第已经不重要，寒门出身的士人是主流。没有了门第相标榜，清流用来区别自己身份的便成了诗书文章，当然更重要的是自身的道德修养。
到赵祯这个时代，清流并没有占据官员士大夫的主流，徐平这种务实的官员才是占大多数的。但趋势却不容忽视，底层进士出身的官员要上位，最有力的武器便就是用个人私德做文章，把占据高位的官员攻击下去，为自己争取更多的机会。
如果仅仅是把清流所代表的私德要求作为进身之阶，出于功利目的，这样的官员其实并不难对付。可怕就可怕在，有的人真地把这当作了自己的信仰，那就棘手了。
司马池离京外任，并没有带着儿子司马光，而是把他托付给了老朋友庞籍，在京安心读书，准备来年的进士考试。司马光视庞籍如父，就在不久之前，由庞籍主持跟张存的女儿定下了婚期，准备来年进士考过后便就迎娶。定期之礼，徐平还是座上宾呢。
正是从这位比自己年轻近十岁的小辈身上，徐平看到了清流势力的可怕。历史上的司马光，可是在新婚之后几个月不跟夫人圆房，天天枕着他的那警枕睡觉。朋友实在看不下去，劝了之后才算跟张夫人好好过日子。要是夫妻感情不好也就罢了，问题是司马光对妻子从无二心，一辈子不纳姬妾，两人白头到老，这就有点吓人了。
可以自苦如此，过着苦行僧般的生活，一心只读圣贤书，这种人用私德来要求同僚的官员，威力大得吓人。你跟他讲施政给百姓带来的好处，他跟你圣贤道理，讲读书人修齐治平要先从修身开始，身不正则事不行，你害不害怕？众口铄金，被这种官员盯上，大多数的人只好自认倒霉。历史上也只有同样私德无可指摘的王安石才能压住司马光，换另一个人不用等新政反复，光被指责私德就早早离开政治中枢了。
从欧阳修开始，徐平便就反复强调论事不论人，论迹不论心，就是怕这种清流把持了官场的话语权，把真正做事的人排挤出去。人非圣贤，谁能无过？就连孔孟还有各种段子编排呢，更何况一个普通人。如果让政治风气变成眼睛盯着政治对手的私生活，这朝廷也就不用做正事了。能够对自己严要求是好事，但对别人这样做就不合适了，你觉得应该做到的事情，在别人眼里可能就是多此一举。既然是官员，那当然是拿政绩说事。
一再要求把馆阁官员吸收到对民间文艺的改造中来，徐平也有借此对抗这种趋势的用意。清流之所以成为清流，正是因为跟实际的社会生活脱离开来，活在自己想象出来的虚幻空间里。一群志同道合的人互相吹捧，自我标榜，最终形成一种风气。他们所鼓吹的那些内容并不是坏的，对于普通人来讲，甚至非常有吸引力，只是现实做不到罢了。
馆阁是育才之地不错，但也是培养这种势力的温床。不让他们走出崇文院的门来，只会越演越烈，最终破坏正常的政治生态。历史上欧阳修晚年掌权之后，曾经说过，宰相必须用清选词臣，才能按圣贤大道治理国家。如果只是按照规例做事，只是一老吏而已。到了那个时候，清流才算是开始正式走上了历史的舞台。
左右无事，徐平在树荫下跟田况反复说明，为什么一定要让馆阁官员参与到这些事情中来。意识形态的阵地，你不去占领，别人就会占领，是不容丝毫懈怠的。仅仅靠李觏在国子监是够的，他只能把大致的框架整理出来，给出一个方向。要想让这种思想成为社会的主流，还要有大量有身份有地位的人去鼓吹，去宣扬，才能深入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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