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吟良久，赵祯才道：“有人言，军中若有僚佐，则自成一体，有文有武，只怕会成国家之害。文武分班，文官不预武事，武将不干国政，是祖宗法度，不可轻废。”
徐平琢磨了一会，才道：“祖宗法度，首先就是要禁军能打。不设僚佐，是因为选藩镇之兵入禁军，僚佐留在了州县。再一个，祖宗之时用兵，都是别选帅臣，帅臣可是有幕职的。到了现在，臣问一句，若是用兵，可有帅臣可用？帅臣能不能征辟到合适的幕僚？”
赵祯沉默。帅臣用兵，但国家承平数十年，哪里还有信得过的帅臣？自曹玮去世，军中就再也没有能够独当一面的大帅了。至于幕职，那就更加不用想，那样的文职，是要在战争中才能成长起来，不是光会读书写字就行了。
徐平叹了口气：“陛下，天下万事大不过道理二字，我们讲道理，剖析明白可好？”
赵祯点头：“若是能够讲明白，自然最好。天下之间，道理最大，朕也不敢违一个理字。”
徐平前世的时候，跟人说我们讲道理经常带点戏谑的意思，这个年代可不同，讲道理很多时候是一种政治正确。天下何物最大？道理最大。只要真能讲出道理来，皇权也要向这两个字低头。道理最大这四个字，在宋朝经常跟祖宗之法一起，用来限制皇权。
这四个字是有来历的。太祖皇帝曾经问赵普：“天下何物最大？”赵普想了很久都没有回答，宋太祖又追问，赵普才道：“道理最大。”事后宋太祖多次提起，表示认同。
太祖最开始问的时候，只怕想的是让赵普说皇帝最大，但赵普就是不说，他忍不住了就追问。但当赵普说出道理最大的时候，太祖深思熟虑之后，认可道理在皇权之上。这一原则经过了宋太宗和宋真宗的追认，慢慢上升到了跟祖宗之法一样的高度。不过在徐平这个年代，这些政治原则跟祖宗之法一样，都在赵祯手里慢慢成形，没到南宋那样遇事就提。
徐平就是擅长讲道理，见赵祯认同，不由来了精神，对赵祯道：“自古以来，国事军事本是一体，军事只是国事的一部分。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军事不过在国事中占的比例重而已。既然是国事的一部分，必然是文武相济，才能成事。武将为什么不想让文官插手军事？无他，规矩多，限制多，不能随心所欲，觉得不自在而已。至于什么大将统兵必须专权之类，只是借口，认真说起来没半分道理。”
赵祯不由插话：“但五代时，王朝更迭频繁，岂非是因为大将有幕僚，有文有武能够自成一体？新朝一立，幕僚就可以接手治理国家，他们有恃无恐。”
徐平摇头：“这话就说得偏颇了，没有幕僚，难道不一样可以用前朝旧臣？五代之乱源自晚唐，便就以晚唐之事来说好了。唐昭宗时，宦官专权，宰相崔胤与神策军诸将同心协力，擒杀专权的王彦范和薛齐偓等人。事后，崔胤建议昭宗让神策军转隶中书门下，由宰相亲领。神策军诸将说‘臣等累世在军中，未闻书生为军主’，予以拒绝。最后如何？未过数年，昭宗又成了神策军诸将手中的傀儡，备位而已。前事不忘，后事之师，陛下当以前朝为鉴，不能听三衙将领因为私心的蛊惑。常言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因为书生们读的是圣贤书，知忠义，晓廉耻，叛上作乱首先过不了自己那一关。可曾听说书生做军主，而拥兵作乱的？武将是不懂治理国家，可也同样不知道忠义二字，不知道体恤天下百姓，脑子一热反了就反了。本朝的乱贼，多出军卒，可不是没有来由。”
赵祯听了这长篇大论，不由怔了一会，才道：“本来宣威军是要设僚佐，怎么现在说来说去，要用书生做军主了？这没有错啊，朕一直喜欢用诗书之将。”
“还是那句话，陛下要管事还是管人？用诗书之将，无非还是管人的意思。本朝祖宗之法，事为之防，曲为之制，凡事皆立有制度，设僚佐是立制度啊。”
“什么制度？还不是统兵官管军吗？”
“事有专责，设僚佐，立制度，便就是让军中的事情有专员管理。如同地方一样，管钱粮的管钱粮，管刑狱的管刑狱，不能因为有知州知县了这些专责官员就没有了吧。非战时统兵官管着军队训练，战时则带军按帅臣军令与敌作战，至于庶务，由专责官员管。”
赵祯想了一会，才道：“此事太过繁复，非一朝一夕之功，还容易引起军中动荡。”
徐平同意：“是啊，现在不过是在宣威军设僚佐，就引起禁军将领不满，可不是会引起军中动荡吗。其实不是军中动荡，而是统兵官心怀不满。设了僚佐，事有专责，他们的权便被分走了。军中权和钱分不开，不管是爱钱的，还是爱权的，肯定都不高兴。什么怕会威协国政云云，不过是借口而已，只是他们放不下手里的好处。”
赵祯争忙摇头：“哎，徐平，不能这样说，你怎么尽把三衙将领向坏处想呢。他们大多还是尽心国事，只是武将读书不多，见识有限，并不是有意阻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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