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是王安石还是司马光,不管是新学还是旧学,都是继承范仲淹这种精神的。他们的分歧在治国之道上,这个治国之道的思想来源就杂了,李觏就是其中一大派。
自己要推动改革了,徐平自然会留心古今的历次变法革新。看得多了,便就敏锐地发现一个问题,不管是成功还是失败,影响深远的变革往往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
商鞅变法是法家的实践,北魏孝文帝改革是胡人的主动汉化,王安石变法不用讲,意识形态冲突的色彩特别浓烈。把意识形态不当一回事,认为能一言出天下景从,就是把问题想得太简单了。不解决意识形态问题,搞改革就是自己向火坑里跳。
后世讲历史上的改革,往往略掉意识形态的冲突,这样做的原因多种多样。至于把改革中的各种势力分为几个利益集团,认为反对者只是因为利益受损才反对,无非是把历史庸俗化,跟戏曲中用脸谱代表几个人物一个道理。利益受损肯定会引起反抗,但支持的就是得利的,反对的就是利益受损的,把政治当作小商人做生意,就是嘲笑人类智商了。
把历史人物庸俗化,把历史事件简单化,把历史进程虚无化,徐平前世闲着没事跟人聊天自然无所谓,发帖子吹牛也无非是闲气。但自己置身这历史洪流中,再没有觉悟,用游戏的心态看历史,那就要活该被历史大势碾成尘土。
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分析,生产力的发展引起了生产关系的变化,生产关系构成了经济基础的最主要内容,这种变化就要在上层建筑中表现出来。上层建筑包括意识形态和政治结构,政治结构变动困难,首先就是反映在意识形态的改变上。
意识形态没有动静,就说明了改革的时机不成熟。强行推动,成功了就是商鞅被车裂的下场,失败了则死无葬身之地,有一个王莽现在还被嘲笑呢。现在万幸的是,范仲淹的出现,他的受人拥护,说明了意识形态到了重大变革的时候,改革已经成为社会的内在需求。只要顺应时势,就可以用最小的代价,推动社会变革的进行。
正是因为变革已经成了时代的呼声,《富国安民策》出来,连吕夷简也能欣然接受。正是因为把握到了时代的脉搏,徐平才不担心自己的一番心血付之东流。
但是如果不能占领意识形态的高地,不能统一思想意识,改革终究会有波折。徐平最怕的就是政策在别人的手里变了样,生财之道成了敛财之术,坏了名声,自己再从头来过就困难了。更怕因为政策出了偏差,连带自己前面的努力也都白废了。
范仲淹离京,现在由高若讷和姚仲孙两个谏官同管勾国子监,京城里也没有学术上让人信服的大家,正是抢占意识形态阵地的好机会。让机会白白溜走,他真地不甘心。
天理人欲合一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理论基础,用徐平前世的话讲,就是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求是正义的,是当前施政的主要任务。国事民事合一是绕过义利之辨,官方的利益诉求与民众的利益诉求是统一的,可以齐头并进,并不相互背离。这两句话都能从经典中找出依据,并发展成系统的理论,这正是李觏的拿手好戏。
有了这样的理论基础,便就有私利与公利的分别,有了两者的辨证统一。公利本于私利,而又不同于私利,最终的发展成果还是要落实到私利上去。协调公利与私利的,便就是儒家的根本“礼”,这也是李觏思想的核心。“礼”是原则,法律是具化,两者之间有根本上的联系,又有不同,同时对社会形态起着规范作用。
如果能够把这些放到现在意识形态的核心位置,那么改革就顺理成章了,不再会因某个人或者某项政策的失误而半路夭折。
徐平费尽心力编了《富国安民策》出来,书编成,却又发现这不是自己最紧要的任务了。没有意识形态的指导,政策可能最后会变了味道,走到自己也说不清的方向上去。只有占领了意识形态的阵地,才可以说是立了万世之法。
人世间的事情便就是这样,做成了一件事情,却发现目标永远在前方。奋斗的路上不缺乏成功的喜悦,但总是伴随着失落,也正是这种失落,予人永远向前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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