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迁都的事情赵祯询问吕夷简的意见,这样送上门来的机会,不说范仲淹几句坏话吕夷简也就不是吕夷简了。回答赵祯的时候,吕夷简说“仲淹迂阔,务名无实”。虽然吕夷简心里同样是不同意迁都的,但他偏不说自己的意见,只贬低范仲淹。
事情传了出来,范仲淹连上《帝王好尚》、《选贤任能》、《近名》和《推委》四论,对吕夷简的说法做出了针锋相对的回应。又把吕夷简比之为汉成帝之张禹,指责他“以大为小,以易为难,以未成为己成,以急务为闲务”。范仲淹的意思本来说的是其他事情,偏偏现在京西路是吕夷简的心病,以为说的是那里,就此撕破了脸。
上《百官图》,还能说是范仲淹作为侍从大臣,对宰相的用人心有疑义,提出自己的看法,把图表给君王做参考。后来对吕夷简的指责,就是直接批评其执政能力,再不能像前面那样马虎过去了。两人崇政殿里当面争吵,出宫之后交相上书,闹得不可开交。
不但是吕夷简和范仲淹两人针锋相对,馆阁官员和台谏言官不少人也加入了进去,声势越来越大。最终以吕夷简说的“越职言事、荐引朋党、离间君臣”为此事做结。范仲淹落职,贬知饶州。
此事如果到这里就此结束,还只是一场不大不小的政治风波,并没有什么特别。偏偏吕夷简觉得这样下去不是办法,他结党营私虽然轻易不落下把柄,但满朝的官员又不是瞎子,怎么可能看不出来?这次赶走一个范仲淹,难保明天不会又出来一个。特别是馆阁里的年轻官员情绪已经被范仲淹调动起来,又颇有几个无法无天之辈,最终决定借着这次机会把这个隐患清除。指使侍御史韩渎,上书要求把范仲淹之事榜于朝堂,戒百官越职言事。
这是以御史台的名义报请赵祯施行的,帝王深以朋党为戒,赵祯没有阻止。
这才是捅了马蜂窝,赵祯亲政才几年?大规模地贬逐言事者已经有三次了,而且两次被当头打击的就是范仲淹。自太祖登基,便就戒子孙不得杀上书言事者,别说是官员,普通百姓还能够对朝政发表自己的看法呢。特别是年轻官员,地位低的时候,就是通过上书言事施展自己的抱负,让上位者发现自己的才华。
以馆阁官员为主,陆续有尹洙等人因为替范仲淹伸冤,被贬出朝堂。接着又有欧阳修写《与高司谏书》,痛骂高若讷,说朝堂御史台的榜上已经禁了非台谏不得言事,他作为谏院的主官,非但对此事一言不发,私下里还说范仲淹“狂言自取谴辱,岂得谓之无辜”。
欧阳修骂高若讷非常难听,充分展示了他超人的文采,其中一句“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还流传后世。最终把老实人高若讷骂毛了,把欧阳修的书呈给朝廷,欧阳修就此被贬为夷陵县令。谏官是有特殊地位的,欧阳修这样骂自己爽了,受到的惩罚就特别重,到夷陵可不是知夷陵县事,而是夷陵县令,直接贬到选人行列去了。
此后又有另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狂人蔡襄写《四贤一不肖》诗,接着骂高若讷。不过蔡襄出身大族,背景深厚,最终安然无事。而欧阳修此时已经跟他的第一个岳父胥偃因为立场不同而闹翻,这个时候可就没人帮他说话了。
这一场政治冲突因范仲淹上《百官图》而起,本来并不大,最后闹成一场巨大的政治风波,固然有范仲淹不妥协的原因,但也正说明了此时朝堂内部斗争激烈到了什么程度。
(备注:范家和吕家真正结仇就是因为这一次风波,但对于当事人来说,范仲淹和吕夷简并没有成为死对头,他们很大程度上还只是因为政治争端,不涉及私人感情。历史上后来西北乱起,两人还自比唐时郭子仪和李光弼,握手言和。但此次被贬出京,范仲淹的原配李夫人因为旅途劳顿,积劳成疾去世,却让范仲淹的儿子再也不能原谅吕夷简。偏偏不管是范仲淹还是吕夷简,家庭教育都非常成功,儿子一样都位至宰辅。结果就是吕夷简的子孙以自己家里存的范仲淹书信为证,说两人晚年和好,范家则坚称那些书信是吕家伪造的,因为母亲的死,父亲是无论如何不能原谅吕夷简那个奸贼的。欧阳修写范仲淹的墓志,有两人和好的内容,并坚持是自己的亲身经历,不肯修改。范家就把墓志的这一部分凿掉了,与欧阳修的关系也变得冷淡。因为此事,甚至引起富弼、韩琦和欧阳修等等当时亲历者的矛盾。加上这些备注,是说明当时的情况绝不是像后来说的那样黑白分明,范仲淹是大忠,吕夷简是大奸,其实实际情况远比这样的认识复杂。历史本来就是如此,在后人的眼里只剩下黑白两色,但本来其实是彩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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