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起来,他们算得上是武好古的腹心了。所以都希望武好古可以称帝,这样他们也就不失封侯。有了封侯之位,富贵也就可以传承下去了。
可武好古偏偏要天下为公!这是什么意思?不当皇上了?那么下面的人怎么封侯?怎么一代代把富贵传下去?
想到好不容易打下来的富贵,有可能传承不下去,这些人也开始抱怨起来了。
“……你们天津豪商算好的了,能保住一些元老的位子,不让当官的欺负就够了。你们谁家没有几百万?还怕没有富贵?咱们这些人才头疼啊!眼看都是开国功臣了!可执政偏偏不肯正大位?咱们怎么办?”
“可不是嘛!共和军不比宋军,各种油水一大堆,咱们这里真是清水衙门!制度严格,除了战利品就没得捞了。要是再没个功臣,那不是白辛苦了吗?”
“是啊!执政怎么就不当皇上呢?”
“他当皇上多好啊!他要当了皇上,咱家至少能有个侯……”
“要不……咱们来个劝进吧!”
不知道是哪位,脑子挺活络的,居然想到了劝进!
“是啊!”一个元老一拍大腿,“咱们不是可以选举执政,制定那个法律吗?那干脆就开个会,选执政当皇上!”
“皇上也可以选举吗?”
“没说不能啊!咱们又不选别人,就选执政当皇上,有什么不可以的?”
“也对!那咱们这儿多少人?都有谁支持,有谁反对?看看够不够数?”
“是啊,谁反对?有人反对吗?”
“没有,咱们都支持……”
……
跑到辽阳府的元老们自说自话在选举皇上的时候,武好古暂时离开了辽阳府,去了旅顺府,迎接泛舟而来的南方大儒。
现在已经是政和三年夏,也就是西历的1113年了。《天理说》和《实证论》已经传播了十几年。距离纪忆带回西哲经典的时间,也过去了整整五年。
可别以为这个时代西学对儒学的冲击比不上后世的满清,满清拥有完善的理学体系,一定程度上可以抵御西学的冲击。
哪怕到了清末风雨飘摇的时代,也还有大儒可以喊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豪言……虽然清末的这位大儒好像搞不清楚什么是体,什么是用!
但是北宋末年根本没有一个变得顽固保守的理学可以用来抵御西哲。
此时的儒学正处于探索和寻找“工具”以及“世界观”的时代。
以天理说为基础的世界观,加上实证论、理性论、分析论(逻辑论)这些“格物穷理”、“格物致知”的哲学工具,对于一部分想为儒学寻找突破口,以对抗释、道的大儒而言,根本就是至宝!主动吸收都来不及,谈什么抵抗?
甚至连教主道君皇帝,也用这一套东西来改良道教,推出了逻辑上相当完美的道德宗。
顺便提一下,北宋的儒学改良和理学的产生,究其原因,就是为了对抗佛教、道教的思想。
但是儒家始终没有得到可以“格物穷理”和“格物致知”的哲学工具(儒家不是没有探索自然的想法,是没有办法)。所以只能退而求其次,从佛教和道教中取经,因此才会出现“三教合一”的路线。
正是基于这样主动寻求突破的历史背景,这个时空的“西学东渐”发展的极为顺利。
虽然绝大部分士大夫仍然反对《天理说》、《理性论》、《实证论》以及《分析论》。但是这些反对者只是为了反对而反对,压根提不出任何道理。
所以在当下仍然可以称为大儒,受到武好古邀请的,也只有理性派、实证派、天理教和理学四个学派的鸿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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