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是后世云南省的省会，南濒滇池，三面环山，历史悠久，有着春城的美誉。大理国时期，昆明称为鄯阐城，是大理国的八府之一，其规模仅次于国都大理城，有大理国东都之称，也是云南东部的政治经济中心。
舍利空出家的天龙寺位于鄯阐府的东南部，是城中历史最为久远的寺庙之一。天龙寺不大，和中原的名寺如白马寺、大相国寺、少林寺等相比，至少小了三分之二。
按照计划，我将随行的六十人和过于招摇的十匹御马留在了石林西部一处名叫戛纳的彝族山寨中，戛纳寨很小，只有近百户人家，头人小丹和洪源大巫师关系十分密切，自是允诺。
换上乌河寨苗人的马匹，我和袁棘、方灵等二十人来到了距离鄯阐城三里处的长亭，头前带路的田修颜和洪升齐齐来到我身边，勒住缰绳道：“公子，前面直行是鄯阐府，左行约一里路就是长水村，长水村是进入鄯阐的最后一处落脚点，也是公子和人相约会面之处。”
“恩，先去长水村。”
长水村虽然不大，却是十分热闹，每天的人流量远远大过本地的村民数量，村民中以彝族居多。在村落北面的一间大酒肆中，我见到了先期到达的姚朝辉和叶东升。
“见过公子。”
“恩，在外无须多礼。”
袁棘道：“朝辉，弄到了几张入城凭证？”
“先生，属下无能，只弄到了四张。”
我看了看四张凭证，道：“可以了，事不宜迟，我和先生、修颜、姚朝辉入城，其余人原地相候。”
方灵见我没有带她，急道：“哥，我也要去。”
“灵儿，这几张凭证都是男人身份，你就在此等候，以免节外生枝，我估计最多在傍晚封闭城门之前就能返回。”
虽说不乐意，方灵也没有坚持，只是小声道：“哥，小心点。”
“灵儿放心，这里没人认识我，自是不会有事的。”
我嘴上说得轻松，其实心里也是忐忑不安，在离开临安时，我觉得此行不会有太多风险，但越接近目的地，越发感到紧张起来。其余的十几人也都是一样，尽管脸上还是保持着镇静，尽管人人武艺高强，但内心深处和我一样，也是一直处于紧张状态，特别是沈墨等知道我身份之人。我知道，他们紧张的不是自己，而是我这个皇帝。
在我们渡过黄泥河之后，这种情绪便已经表现出来了。我们离开之际，田修颜对我言道：“公子，洪升大哥对于鄯阐府颇为熟悉，他说一会他自己想办法混入城去。”
离开乌河寨时，洪源大巫师曾对自己的独子洪升说过，誓死保护公子，否则也就不要回去了。
我想了想道：“好，安全第一。沈墨，这里由你负责，小心从事。”
“是，公子。”
带上面具，我和袁棘等人徒步离开了长水村，径直走向鄯阐城。
蒙古宪宗三年（1253），忽必烈出征云南，蒙古军队不费吹灰之力地攻占了大理都城，于1254年占领了大理国全境。忽必烈入城后，命令姚枢裂帛为旗，上写止杀，分头号令各街巷，于是军民安定。大理末代国主段兴智逃至鄯阐，被活擒后送到了北方蒙古朝廷，遂降。当时的蒙古大汗蒙哥采取了忽必烈的建议，以夷制夷，施以怀柔政策，赐金符，令段兴智归国，并命其世袭大理总管，继续统领原属各部，而原大理国官员也多受封，成为云南各地土司。1260年，段兴智再次北上朝觐，死于途中，蒙古遣使吊祭，谥号“向义天定贤王”。次年，忽必烈令段兴智之二弟段实继任大理总管，段实也像他哥哥一样对蒙古特别效忠，深得忽必烈赞赏，对他“示至优之渥”，“以彰同视之仁”。
段兴智三兄弟中，唯有老三段恒坚持不肯降蒙，在大理城破之日便不知所踪。根据显文阁中的资料分析，除了宋理宗和段恒的贴身侍卫段东楼之外，再也无人知道天龙寺的主持大师见性大和尚就是当年的段三皇子。
入城时，守卫城门的士卒只是随意看了看我们的身份凭证，便让我们通过。古代的身份凭证是没有相片的，所以在很多时候是无法辨认的。
对鄯阐城做过详细调查的姚朝辉道：“公子，守卫鄯阐府的将士大部分是原大理国的战士，约有一万名，城中来自蒙古的士卒只有千夫长哥月及其麾下的一千名蒙汉混编将士。数月前，蒙古大军在击溃了舍利畏造反之后，大都回到了大理城及与我朝交界的川中一带。”
“恩，朝辉，你有听说过舍利畏的下落吗？”
“公子，属下不知。”
田修颜边走边道：“这鄯阐城相对于三年前，萧条了很多。”
“战争总是这样，只有一统天下，才有条件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才能让各地走向富裕之路。”
这时期的昆明，根本无法同当时的杭州相比。从城中的格局规模来看，即便没有十年前的蒙古入侵，没有去年的舍利畏造反，鄯阐府也只是相当于宋朝的一个中小型城市。
姚朝辉轻车熟路，尽管只来过一次，却如本地人一般，带着我们抄小路，走近道，很快便来到位于东南方向的天龙寺。
大隐隐于市，蒙古人和段实一定没有想到，段恒就在他们眼皮底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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