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强推授田制，总的来说，还算是顺利。
府衙县衙里，各种文牍簿册堆积如山，赎买田产、编制户籍、授田簿册，文官书吏们忙得不亦乐乎。宋国征收赋税的簿册上不但有田产数字，还对田产划分了等级，如今洛阳府也按照簿册，对田产一一定价赎买。洛阳附近州县的田产总计三百八十余万亩，视膏腴瘠薄不同，一亩田值钱两百文至两贯钱不等。这法子看似公允，可急坏了不少富户地主，盖因为从前大家为了逃避田赋，不但藏了数量极大的隐田，还和官府胥吏勾结，刻意将良田登记为荒田、薄田。而朝廷按田赋簿册赎买的话，富户地主吃亏就大了。
这几个月以来，地主富户奔走于官衙，多如过江之鲫，大部分都按着老套路，私下托请州府县衙的老吏，偷偷改动田赋簿册，更改登记田产的数量和等级。而夏国自从入主洛阳以后，为了稳定局势，对宋国官吏以安抚留用为主，并未大加裁汰，官吏们最初还战战兢兢，后来发觉平安无事，胆子也就大了起来。富户托请更改簿册，胥吏们趁机上下其手，大发一笔横财。
然而，洛阳府冷眼旁观三个月之后，府令袁兴宗突然从关西调来税吏三百余人。
干练的关西税吏开始逐个清查，洛阳官吏则惶惶不可终日。州县田赋历年都有账簿，这一清查，田赋簿册顿时漏洞百出。贪墨在关西是重罪，祸及子孙。洛阳府严查之下，州县官吏自尽五人，下狱询问四百六十七人，定罪二百七十二人，革职一百五十八人，仅仅三十六人官复原职。
袁兴宗将州县衙门彻底“清洗”了一遍，洛阳士绅中也风声鹤唳，深恐这把火烧到自己身上，有人甚至准备逃亡到汴梁。袁兴宗又上书丞相府，力主重新丈量田亩，按照实际田产的面积和等级发给赎金。因为赎田涉及银钱数目庞大，丞相府发行了赎田券，核定年息为四厘。地主既可以要求现银给付低价，也可以直接领取赎田券，将来旱涝保收的吃年息。消息出来后，洛阳些动摇的局面立刻安定。丞相府很快同意了重新丈量田亩的计划。
关东弥漫着的怨气、恐惧的气氛，一夕之间全部烟消云散。
重新丈量田亩后，洛阳一带赎田总数由三百余万增至五百余万亩，世家富户欢欣鼓舞。
官场空出来许多位置。除了少部分被关西的税吏取代外，大部分还是由关东人担任。袁兴宗周围也聚集了一批关东出身的幕僚和文吏。前面的教训竖立了律法威严，新上来的官吏就要谨小慎微得多。这次大换血以后，关东官场陈腐习气被一扫而空。袁兴宗下狱治罪的数百官吏，顿时被大部分士绅忘在脑后，取而代之的是对关西朝廷和洛阳府令袁兴宗的歌功颂德之声。有人猜测，以安抚关东之功，又和驻军洛阳的太子交情不浅，袁兴宗甚至很可能成为下一任夏国丞相。
洛阳府后衙，几名青衫书吏坐在堂中，关注地望着上首。堂中危襟正坐着的一名文官，正是近来炙手可热的洛阳府令袁兴宗。然而，他却丝毫没有春风得意的样子，反而满脸凝重之色，一卷奏折平放在桌面上。几位幕僚脸上都是紧张，洛阳府对授田提出了其它一些想法，一个月前上书丞相府，不知结果究竟如何？只看府令大人这神情，显然有些不妙。
“府令大人，丞相的意思如何？”
“授田制不可动摇，”袁兴宗沉默良久，叹道：“变动田制，以后不可再提起。”
他一手将书案上的公函合拢。这份公函实际上是一封密信，对袁兴宗这个得力臂助，丞相柳毅的语气罕见的严厉。丞相府得到洛阳府变动授田制的建议后，算是十分机敏地秘而不宣了。但在有心人的推动下，护国府和大将军府还是听到了风声，护国府以动摇国本为由，不但强烈反对。许多校尉都要求丞相罢免洛阳府令，好在柳毅将压力一力承担了下来。然而，这种事可一不可再，田制就是护国府的逆鳞，如果洛阳府再次触动的话，乱了军心，就算皇帝陈宣出面，也未必保得住袁兴宗。
“可是，府令大人？”幕僚冯国才犹有不甘，似乎还想争取一下。
“还真以为我朝是武夫当国，军士粗鲁不文么？”通判潘少微心中暗道，“护国府的厉害，你们这关东人是绝对想象不到的。”他是从关西衙署中一点点历练出来的，从一开始，他就不看好这一次上书。四面烽烟再起，校尉们大都在各地领兵，在敦煌护国府议事的人数由两百人减少到了不到一百人。然而，人数的减少反而更容易统一意见，护国府对各种事件的处置和反应也比平常要迅速了很多，特别变动授田制这种“危及国本”的事情。而这些“关东人”却偏偏建议变动授田制。
他们认为一户六十亩授田，太过死板，农户有的勤恳耕种，有的却懒惰愚钝，与其一视同仁，不如根据经营田产的情况，逐年增减每户授田的数目。粮食收获多的，授田可由六十亩增加九十亩，一百二十亩，甚至两百亩、三百亩。粮食收获少的，朝廷将逐年收回授田。不善稼穑的农夫将逐渐被排挤出去，洛阳工商大兴，正好需要大量招募工徒。此外，关东民间的旧俗，壮丁们可以组成播种、耕地、施肥、收割的队伍，在农忙时帮却劳力不足的户主干农活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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