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一些著名学者指出，当代工程技术的飞速发展，给军事领域带来了深刻影响，世界已经进入新军事革命时期，引起这场革命的主要力量是技术发展。总之，以军事技术革命为龙头的新一代军事革命，已经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席卷全世界，涉及军事和战争的各个领域。新军事革命，以先进的技术及所产生的武器系统、创新的军事理论、科学的军事组织体制为基本要素。创新的军事理论是灵魂，先进的技术及所产生的武器系统是物质基础，科学的组织体制是上述两者的具体体现。这场革命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实现前所未有的精度和实时作战的管理与控制能力”，解决使军队的全部力量“处在一个共同的指挥与控制系统之中”这个长期困扰军队的“最大难题”。面对这场新的军事革命，如果坐在“第二次浪潮”或者“第一次浪潮”的船头上观赏“第三次浪潮”大船的飞速前进，只能在未来战争中遭到惨败。军队指挥理论要在未来战争中发挥其作用，必须适应新军事革命技术发展和组织体制变革的要求，必须为技术发展和组织体制变革提供理论依据。
基于上述考虑，军队指挥理论的发展，首先要敢于突破传统观念的束缚，克服惰性历次军事革命实践证明，军事革命成败的关键在于是否有创新的思维。突破传统观念的束缚，一方面要跳出已有认识的圈子，向新的更高的领域探索；
一方面要“正本清源”，按照战争的客观规律办事。按照指挥的客观规律办事，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象组织体制特别是指挥的组织体制、党的领导体制与军队指挥体制的系、军事系统与其他系统的关系、指挥系统的运行机制等重大问题，绝不能因为目前还不宜进行调整而放弃必要的研究和探索。科学的认识、优秀的理论本来就是一种积淀，只有今天的研究和探索，才有明天的决策和施行。
当然，上述问题的研究和探索，必须以适应未来战争需要为基本着眼点。其次，要瞄准最新发展，从技术发展趋势和物质运动原理上选择突破点。决定指挥理论发展的重要因素，是先进的技术及其所产生的武器系统。一方面，要研究目前外军先进技术及武器系统在战争中的运用所产生的新情况、新特点；一方面，要研究我军正在发展的新技术及新的武器系统可能产生的新情况、新特点。它们不仅影响到作战力量的使用、作战方法的运用，还影响到指挥的组织体制和指挥方式的运用，以及指挥活动内容和方法。
物质的运动是有规律的，指挥亦不例外。“结构决定功能”这一原理，反映在指挥领域里，既可以依其考察己方指挥系统的建构，也可以依其探索彼坏对方指挥系统的对策。把握支配指挥发展变化一些原理性的东西，充分考虑到技术发展因素的影响，就可以做到科学预测、合理假设未来作战指挥的要求。“指挥就是预测”。在指挥理论研究领域里多一点科学预测、多一点合理假设，是可行的也是必要的。
第三，从整体上系统考虑指挥理论发展的问题。历次军事革命都具有一体化、整体化的特点，即各个要素互相依存、互相支持、协调发展。军队指挥理论的发展与新军事革命相适应，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必须整体协调发展，不能搞“单臂大回环”。就指挥理论整体而言，基础理论研究、应用理论研究、技术理论研究三者应当互为支持、互相促进、协调发展；就某一个方面而言，如指挥组织体制、指挥活动、指挥法规、指挥训练、指挥手段等方面的理论研究亦应当如此。任何孤立地、片面地研究，都将无益甚至有害。
第四，走自己的路，不能跟着西方发达国家军队的舆论走。一支军队的指挥理论是否先进、是否具有指导作用，衡量其科学价值的根本标准，是看它是否适合这支军队的军情和其所在国的国情。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挥理论要保持自己的特色，就必须走自己发展的道路，既要迎接新军事革命的挑战，又不能跟在人家的屁股后面跑，更不能嚼人家嚼过的馍，拣人家的残汤剩菜。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挥理论的特色之一就是重视谋略艺术，强调以谋制力，重视发挥人民群众在战争中的作用，以群体力量对单一的军力。发展军队指挥理论，应当把“借用”技术、研究指挥的组织体制与创新谋略艺术、发挥人民战争优势有机地结合起来，创造我军的指挥优势。
2．从概括走向“分化”，到新的具体的作战行动中探寻作战指挥理论的发展纵观科学理论的发展历史，有一个基本的规律和趋势，即综合——分化——再综合。所谓“综合”，是对已有认识的总结概括，这是任何一种科学理论形成系统化的基础。所谓“分化”，是在总结概括已有认识的基础上，深入进行具体的、个性的、细化的研究。所谓“再综合”，是在对具体的、个性的、细化研究基础上获得的新的理性认识进行新的总结概括，如此循环往复，以至无穷。科学理论的生命力，正是来源于这种不断循环的过程。目前，我军指挥理论以指挥学在军事科学中相对独立为新的起点，经过全军十多年的努力，已经完成了“综合”的过程。面对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而且仍在继续变化的新形势，指挥理论要继续发展，就必须迈出“分化”的步伐，跳出对已有认识总结概括的“圈子”，研究和解决具体的作战指挥问题。当然，这种“分化”不是盲目的、无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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