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这一等就是半年多,所看中的土地,不是风水不佳,便是地主不愿出让。柴永波正为此事焦急,卢氏发来电报:“西安张学良、杨虎城发生兵变,民国总统蒋被扣押。”
柴永波急忙赶回卢氏,和宋子文、通罢电话,又和杨虎城进行了交谈。柴永波赶到了西安,他首先和周见了面,对这次兵变引起的后果非常担忧:“周先生,日国内蠢蠢欲动,进攻上海和北京都有可能。如果国共再次爆发恶战,我们的国家离灭亡也就不远了。”
周点头:“我们党不主张处置蒋先生,但必须答应:停止剿共、共同抗日。”
柴永波长叹:“这是非常明智的抉择,张学良、杨虎城二位将军,我可以见一见蒋先生吗?”
在会议室里的几个人对柴永波非常熟悉,对他的要求没有拒绝:“应该的,这次周旋,还需要柴董事长全力相助。”
当时在西安地区,以西安为中心的国党军队的主要力量有张学良率领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率领的第十七路军,这两支军队均非蒋嫡系,屡受排挤,对此,他们极为不满,尤其是东北军,过去盲目执行蒋的不抵抗政策,弃守东北,遭到国人唾弃,后又被命“剿共”蒙受重大损失,全军上下深感“剿共”没有出路,强烈要求抗日,收复东北国土。
蒋对张、杨很不放心,除调集嫡系部队至豫、陕边境,压迫张、杨继续进攻红军外,并于1936年10月间,特飞西安进行催逼。12月4日再飞西安,进一步要挟张、杨:如不实力“剿共”,即将张、杨两部分别调往安徽、福建,由中央军进驻西北。张、杨力劝蒋联共抗日,蒋加以拒绝。西安事变这才发生了。
与柴永波首先见面的陈诚在这次西安事变中也险些遭遇不测。这一夜,当大伙叛兵闯进他的房间时,他们询问起了陈诚的名字;陈诚如实回答了,但他浓重的浙江口音,却使西北军误听为原黄埔教官、也曾与奉军结怨、洛阳卫戍司令的陈继承。
幸好陈诚夫人谭祥极为机灵,她迅速反应了过来。在几个叛兵举枪欲射时,她大声喊道,“他不是陈继承,是陈诚”,这才救下了陈诚一命。
但死罪可免、活罪难饶,陈诚很快被押解到了陕西交通银行地下室。这是叛军囚禁南京要员、高级将领的所在。在这里,陈诚不仅见到了众多高官,还见到了两个蓝衣社人物,西北政训处处长曾扩情,以及蒋的侍从秘书肖赞育。
柴永波首先对他们进行了安慰,并且和陈诚一起去见蒋。蒋被活捉后,关押在张学良的总部。他不吃饭,不喝水。尽管伤得不轻,饱受折磨,却将医生拒之门外。对劫持者提供的服务和物品,他也一概拒绝,只提出一个要求,让他们送来了一本《圣经》。他汤也不喝,被套床单不许人来换,澡也不洗。被抓的头几天,他不与劫持者说话,不进行任何谈判。醒来的时候,只一门心思阅读《圣经》。
柴永波的到来,他非常高兴,并且知道了自己的希望。但谈到联共抗日,他的脸色又阴沉了下来。柴永波把西安事变发生后,日企图趁机挑起中国内战。南京国民政府中以何应钦为首的亲日派主张进攻西安,借机扩大事态,夺取蒋的统治权力。英、美及亲英、美的宋子文、则希望事变和平解决,以维护蒋的统治地位和英、美在华利益说了一遍。
“16日,何应钦就任“讨逆军”总司令,并相应作了军事部署,派飞机轰炸西安临近地区。这期间各地军阀也纷纷派人赴西安活动。在如何对待事变的问题上,南京当权势力中出现了两种对立的主张。以军政部长何应钦为代表的亲日派竭力策动“讨伐”,轰炸西安,企图取而代之。宋夫人宋子文等则不顾何应钦的反对,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主张营救而积极努力。你不会希望国家四分五裂、被日寇侵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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